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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孙中山”的发现者

文章来源:admin    时间:2023-03-07

  

  章士钊,一个传奇式人物。他一生不仅横跨经历了清末、民国、人民共和国三“朝”,而且“皆对中国近现代政局与政治领袖的影响极为巨大”。许多中国近、现代史上大事,都与章士钊的名字相连。

  据章的侄儿章伟如回忆,章的祖屋在长沙东乡和佳冲,人称和佳山庄,就是如今长沙“世界之窗”的所在地。可是,记者从“世界之窗”寻至洪山庙大桥,再由北转南找到马栏山社区,在社区主任和张姓大嫂的指引下,于一个部队营地围墙外才找到了章家祖屋所在地。屋后茂密的森林还在,老屋基已是一块平整的土地。据章家人回忆,章家祖辈原来有三千六百多亩地,一百多间房子。后来章士钊父亲章锦六兄弟分家,加上战乱,家里也就逐渐败落了。章锦成为游方四乡的穷中医。章士钊本人早年是乡间穷教书先生。

  这有章士钊的《疏黄帝魂》为证:“时先生(孙中山)名在刊章,旅行不便,因易姓名为‘中山樵’,‘中山’姓,‘樵’名……顾吾贸贸然以‘中山’缀于‘孙’下,而牵连读之曰‘孙中山’。”

  也就是说,孙文因为被清廷通缉,在为革命奔波中大不方便了,也就为自己取了“中山樵”的化名。章士钊决定为领袖孙中山取一个响亮的名字,于是“贸贸然”地将“中山樵”拆开,用“中山”二字与孙的本姓“孙”合一,得出个“孙中山”的名字。

  “孙中山”这个名字第一次的出现,是在1903年出版的《大革命家孙逸仙》一书中。孙中山本名“文”。这本书出版前,当时在东南亚及美洲等地筹募革命经费,并于广州湾一带策划革命活动,震动了清廷,也就上了清政府的“黑名单”。清廷在公文中,皆在其名字“文”上作文章,加上三点水部首,贬称其为“孙汶”。“汶汶”一词,出自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:“安能以身之察察,受物之汶汶者乎?”注解此文的人,或说“汶汶,犹昏暗不明也”,或说“蒙垢尘也”,或说“玷污也”。可见,“汶”是一个贬义词,是清政府的官吏们有意侮辱、打击、谩骂孙文这位革命领袖所使用的。因此,在那个时候,在一般老百姓心里,“孙汶”是广州湾一带的江洋大盗。如此,孙文的思想怎么能得到宣传,孙文的形象怎么得到树立,百姓一听到“孙汶”二字就不想挨边。

  当时,孙文也觉得自己这个名字于革命事业的不利之处,于是1886年前后将名字改为粤语近音词逸仙。

  孙文一度住在同情革命的湖北籍旅日华侨王佩叔家,为避反动势力的迫害,曾化名“中山樵”,以后孙文离开王家仍以此化名与王家书信往来。一次章士钊在王佩叔家做客,偶然在其书房的信袋中发现了“中山樵”写给王的信函,其字迹苍劲雄浑,别具风范,于是询问王。王佩叔以实相告:“中山樵”即“孙文”。

  章士钊很是高兴,觉得这正是为孙文正名、宣传革命领袖的大好机会,于是将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所作《三十三年落花梦》编绎为中文版的《大革命家孙逸仙》。没想到,章的“贸贸然”歪打正着,让孙文有了“孙中山”这样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的名字,而“中山樵”是个日本名字。这本书出版前,人们对“孙逸仙”这个名字,“知者甚渺”,出版之后,“孙中山”的革命事迹逐渐在大江南北流传,“孙中山”的大名也家喻户晓。

  该书出版后,“孙文”也罢、“孙汶”也罢,就是“孙逸仙”也罢,那些姓名逐渐被世人淡忘,因为有了“孙中山”。

  后来章士钊在著文或演讲时,对孙文也直呼为孙中山,人们渐渐也习惯了此称呼,孙文本人也默认赞同了。

  1903年到上海后,22岁的章士钊被《苏报》负责人陈范聘为《苏报》主笔。章士钊一就任,就以“第一排满,第二排康”为宗旨,对报纸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。《苏报》一改革,就发表了章太炎许多宣传革命的文章。章士钊因此结识了革命党人章太炎、张继、邹容。他们意气相投,结拜为异姓兄弟。《苏报》报上连续登载章太炎的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、《〈革命军〉序》等反清文章。章士钊还写了《释仇满》、《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》、《杀人主义》等颇富战斗性的政论文章。章太炎的文章直斥光绪皇帝为“载湉小丑,未辨菽麦”。这些文章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,“国人无不为之震动,《苏报》也声名鹊起”。清廷恼羞成怒,认为这是“诋毁圣上”,“立心犯上,罪无可逭”,勾结上海租界当局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,并查封了《苏报》。

  然而,在拘捕名单上却没有主笔章士钊的名字。因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、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是章士钊在陆师学堂的老师,对章士钊刻意保护。章“事先得到消息”而出逃,躲过这场劫难。章日后自己也说:“……先生阳怒而阴佐之,其情不为世人所知。”

  新中国建立后,1958年3月,给参加成都会议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,特地发了一本他亲自编写的书,书名为《苏报案》。还说到了章士钊,说这位老先生是自己的同乡,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,除担任《苏报》主笔外,还给其他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。

  早在1903年4月,国内发生拒俄运动,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。时为南京陆师学堂学生的章士钊,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,率陆师同学30余人赴上海,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,任军理教习。

  1904年8月,华兴会决定当年11月6日在长沙举行起义。章在上海余庆里密设机关,暗中接济。因事机不密,未经发动即流产。10月,黄兴赴上海,召集陈天华、章士钊、张继等人开会,准备在湖北、南京等地再举义旗。后因华兴会在余庆里的机关遭破坏,张继和章士钊等十余人被捕,再起义的计划未能实现。章士钊等人经蔡锷托人营救,被关押40余天后,得以保释。出狱诸人恐清吏再行深究,急东渡日本。1905年,章士钊入东京正则学校习英语。章回顾过去,认为自己“才短力脆”,连累了同事,感到内疚,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,乃发愤力学。

  1905年8月,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,同盟会是由华兴会和兴中会合并而成的,章士钊作为老华兴会员本应是当然的会员,可他“坚不入盟”,后来亦未入其他政党。

 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,章士钊携家眷从英国回国,应孙中山、黄兴等邀请,主持同盟会机关报《民立报》,并兼任江苏都督府顾问。

  孙中山为首的人发动反袁的“二次革命”时,章任讨袁军的秘书长。1914年5月,他在东京与陈独秀等创办《甲寅》杂志,提倡共和,反对袁世凯。袁世凯称帝后,章士钊回国投身反袁的护国运动。

  在民国时期1932年10月,陈独秀等人在上海被政府逮捕,他自动站出来为陈辩护,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。其“辩论状”着力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,文气逼人,震动法庭,中外报纸竞相登载。

  原来,章士钊和陈独秀不仅是老朋友,更是学问上的惺惺相惜者,还是中国现代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——中国创立者——“南陈北李”相识的穿针引线月,陈独秀应章士钊邀请离沪去东京协助编辑《甲寅》杂志。一天,章士钊从来稿中收到了一篇论文,读后非常惊喜,认为其“温文醇懿,神似欧公”。来稿署名“李守常”,也就是日后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。章士钊此时不认识李大钊,他的朋友们也不认识。于是,他写了一封信,约李见面。第二天,李大钊果然来访,也就同时与在这里的陈独秀相识。6年后,陈独秀、李大钊都成为中国的创始人。

  1921年春以后,章士钊在欧洲考察政治。期间的1922年,周恩来等在欧洲创建共青团,托章将一部印刷机由法国运至德国,章照办无误。1927年4月,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,章士钊四处奔走营救。

  前者,让他与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,很早就与其他高层领导保持密切的交往;后者,让他在寻觅的路上磕磕碰碰,甚至失足服务过北洋集团。

  1963年初的一天,在和自己的英文老师章含之闲谈说:“行老(章士钊字行严,章含之之父)有没有告诉过你,我还欠他一笔债没有还呢!”还认真地说明了事情的原委,在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,、蔡和森手持杨开慧之父杨昌济的手书求见当时在上海的章士钊,希望他在资金上予以资助。章士钊当即在上海积极募捐,将募集的2万银元巨款赠与。这笔钱后来一部分用于资助一些青年赴欧勤工俭学,一部分就用来搞革命了。

  最后,让章含之转告她父亲说:“从今年春节开始,我要还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,一年还两千,十年还完。”几天之后,的秘书果然送来了钱,并说,主席安排今后每年春节都要送上两千元。还向章含之解释了自己的苦心:“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!他给我们的帮助,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得了的呢?我要是说明给他补助……(他)是不会收的,所以我说是还债……”

  1945年,抗战胜利后,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,章士钊非常担心等人的安全。他认为,蒋介石无和谈诚意,重庆之地不可久留。两人在见面时,大众广庭之下,又不好对直言,于是章士钊在手心上写了一“走”字示意,然后凑到耳边小声说:“三十六计,走为上。”

  1949年9月,参加“和谈”的章士钊留在北京,并受之邀,参加开国大典,从此定居北京。新中国成立后,平生得罪人很多的章士钊日子并不好过。人们引用鲁迅的话,说章是“三·一八惨案”的刽子手。确实,章士钊在北洋集团那里做过高官,他的“毁党造党说”主张正合“段(祺瑞 )执政”的心意,因此被段坚邀北上,出任司法总长。1925年4月,段再派章士钊兼教育总长。1926年,段被国民军驱逐下台后,章也出走天津。鲁迅著文痛骂段祺瑞、章士钊为“落水狗”,由是恶名远播。但了解章,也知道事情真相。其实当年“三·一八惨案”发生时,章士钊正在天津,且早在三个月前已辞去教育总长一职,转而担任执政府秘书长。惨案发生后《世界晚报》登载消息称章为主谋,实乃误传。不过为章澄清事实也费了一番苦心,他特邀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七八位高层领导人在他家中作客用餐,席间,请章士钊说明他与“三·一八”惨案的关系和与鲁迅的关系。章讲过后,毛立即让周恩来转告许广平。从此,章士钊顺利多了,被推选为全国人大常委,后来,还出任全国政协常委、中央文史馆馆长,“出入有车”了。

  晚年,他的脚步坚定,足音响亮。1973年,章士钊先生已是92岁高龄的老人,他向党中央提出再度前往香港探访亲友,寻找和平的途径。他的想法得到和周恩来的支持。为此,周恩来总理还为章士钊此行安排了专机,并且特别为章士钊老人配备了医生、护士、秘书及警卫。

  由于体弱多病,难以承受繁重的统战工作,抵港不久即病卧在床,于1973年7月1日凌晨病逝寓所。

  7月12日,为章士钊举行追悼大会。朱德、周恩来、、、等出席大会,主席致送花圈。

  章士钊一生的曲折,正是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曲折及环境复杂的反映。了解他,理解他,给他作了“一生走过弯路,但大部分是好的”的中肯评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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